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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理到神父-----不一般的奇特人生(原创)  

2012-07-26 18:30:38|  分类: 原创随感:砚边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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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吗?有一位比利时的神父曾经担任过中国政府的总理;

您知道吗?“弱国无外交”这句名言最初出自谁的口中?

您知道吗?一位28岁的中国官员娶了一位50岁的外国女子,而且恩爱终身;

您知道吗?曾经两次出任中国的总理,八次担任外交部长的人是谁?

您知道吗?如今许多地方实施的“全体卧倒,重新聘用”的改革措施最早是谁发明的?

1949年1月15日,一位神父病逝并安葬于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得鲁修道院。他是一位中国人。曾经在中国两次出任总理,八次担任外交部长。

1871年6月12日,他出生在浙江一个名门望族,12岁起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学习外语,20岁以精通俄、英、法、德等外语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同文馆,第二年即被恩师、当时的驻俄公使许景澄奏请朝廷准许,带到圣彼得堡担任中国公使馆四等翻译官,从而开始了他的外交和政治生涯。

日俄战争之后,他痛感清廷的腐败无能,在俄国愤而剪去辫子,拒穿清朝官服,一时被称为异类,差点被勒令回国受罚,后因同僚向朝廷伪称此乃谣言,查无此事,这才作罢。由于他的杰出才干,后来他被调任驻荷兰公使,其后又调任驻俄公使。辛亥革命爆发,他立即在国外通电支持革命,要求满清王朝退位。1912年,刚刚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得知他的才能,电召他回国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外交总长。6月,政府总理唐绍仪辞职,他被任命为总理兼外长。在任外长期间,他把从晚清延续下来的外务部改名为外交部,并且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引入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务体制。他废除了沿袭已久的官员保举制,坚持选拔“不闹笑话的外交官”,把外交部原有人员就地卧倒,一律免职,按照岗位重新一个个审核聘用,淘汰了一大批不合格的人,连袁世凯的侄儿也未能幸免。同时引进了一批新人才,(比如刚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顾维钧,后来成了民国时期中国著名的外交家)使外交部成为了所有各部中人才最为集中,政风最为廉明的部门。他还在自己的办公室悬挂了一幅字,上书“不要忘记马关”六个大字,时刻警示自己外交不忘国耻。

但是,即便如此,他也难免犯错,而且一度被国人痛骂为“卖国贼”。事情的起因,就是他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一起赴日签署的臭名昭著的卖国的“中日二十一条”。由外交次长曹汝霖按照袁世凯的意思起草的文件原来一共22条,但遭到了外交部总长的他反对。当时,袁世凯急于称帝,想拉拢日本支持自己登上皇帝宝座,见实在说服不了他,便直接指示曹汝霖捉笔代替部长签字,就在签字的时候,无可奈何的他提笔划掉了其中最耻辱的“当儿皇帝”的第五条,于是,二十二条变成了二十一条。

消息传来,国人大哗。由于文件签的是他的名字,全体中国人首骂袁世凯,其次便骂的是他。他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自己也感到难辞其咎,羞愧难当,无颜面对国人,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就辞官离开了北京,携妻躲在一个偏僻之处,不见外人。袁世凯当上皇帝后要封他为侯爵,也遭到了他的坚决拒绝。一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重新出山,再一次出任外交部总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协约国的一员,被邀请出席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便派出外交总长的他及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等五人为代表,组成中国代表团,并任命他为代表团团长。当时,日本坚持提出继承战败的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同是战胜国的西方列强不顾中国反对,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鉴于民意,参加和谈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和约上签字,体现了中国人的尊严。然而,由于签字那天,抱病工作了好几天的他病情加重,无法出席会议,只好委托顾维钧代表中国政府和他本人在会上发言,他对顾维钧说:“宁可辞职,不签字!不卖国!”然而,由于那天出席会议并发言的是顾维钧,致使后来的历史文献大都只记载了顾维钧在会上慷慨激昂发言的过程,把抵制西方列强的爱国功劳主要记在了顾维钧的账上,久而久之,人们渐渐忘记了当时还有一个代表团长的他。

当年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明明是反对者,只是因为胳膊扭不过大腿,当然也有他个人的原因,他成了仅次于袁世凯的大卖国贼;

这一次巴黎和会,他吸取了当年的教训,主持了代表团所有的决策,只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一病,爱国者的头衔便意外地戴到了别人的头上!

这是不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呢?

巴黎和会之后,他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辞去了一切职务,陪同妻子在瑞士求医治病。

说到他的妻子,故事就越发的离奇了!

他的妻子不是中国人,是比利时人。而且比他整整大22岁,与他的母亲同龄。

他和她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圣彼得堡王宫的舞会上。那时他还是个20多岁的年轻外交官,跟随他的恩师、中国驻俄罗斯公使许景澄出席王宫为招待各国使节举办的例行舞会。

而她,则是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亲戚。虽然已经年过四十,出身名门贵族的她却依然风华绝代,光彩照人,举止娴雅,气质超群。

当他们第一次目光相接,就立即被对方的气质吸引。仅仅简单的交谈了几句,她就感到十分惊诧,怎么也无法把眼前这个气宇轩昂、谈吐文雅、西装笔挺、热情大方的中国年轻人,与过往印象中长袍马褂、拖着长辫、面无表情、言语酸腐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

一曲舞罢,竟然两情依依!舞会结束,彼此难分难舍!在随后的频频约会中,两人已经不可自拔地坠入了爱河。交往了一年,他们决定结为终身伴侣。那一年,他24岁,她,培德,46岁。

当他们分别向各自的家庭宣告这个消息之后,培德的家人倒是没有因为对方是个中国人而加以阻拦。

反对的飓风来自他的家人和亲友。首先表示反对的是他的恩师加上司许景澄。但是反对无效,他的一句“惟爱永恒,惟爱无疆!”使许景澄终于允准了他和培德的婚事,还以“有利外交”为由奏请朝廷恩准。

更大的反对声浪来自他的家庭。反对的理由充分得很:1、娶洋女人为妻,有辱列祖列宗;2、所生混血儿将来不能继香火、进祠堂、入祖坟;3/更要命的是培德与他母亲同龄,娶一个“长辈”当老婆,天理难容;4、洋人欺华,婚后洋女人也会欺负你;5、……;6、……

但是,理由再多,反对依然无效!几年后,他们终于冲破了重重阻碍,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那年,他28岁,她50岁。

婚后的培德简直就是一个上帝为他派来的贤妻良母,除了悉心照料丈夫,还学会了做复杂的中国菜,说更加复杂的中国话。他开心时她和他翩翩起舞,一如当年圣彼得堡的舞会;他郁闷时她又成了他最好的心理医生和无话不谈排忧解难的密友。

然而,美好的爱情易遭命运的妒忌,1922年,一向非常健康的培德忽然病倒。他忧心如焚!医生建议送培德去欧洲治疗休养。他毫不犹豫地立即辞去了外交总长的职务,自愿官降三级,出任驻瑞士大使。在瑞士风光旖旎的罗迦诺湖畔,他陪她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岁月。

培德终于离开了他!他把她送回到她在比利时的故乡,好多天他都默默地守在她的墓前倾诉着他对她无限的爱,无限的思念。

培德的离开,使他顿时感到日月失色,世无挂碍。他辞去了驻瑞士大使的职务,悄然走进比利时布鲁日圣安德诺隐修院……那一年,1927年10月,他56岁。

1935年,他晋升为神父。二战期间,他全力救护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和比利时老百姓,还积极声援和物援抗战中的中国人。抗战胜利后,他奔走相告,大声呼喊“终于让我在有生之年见到了祖国一雪国耻的这一天!”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当年签署“中日二十一条”的痛苦历史,一再为当年自己的无能无力无法改变国耻而忏悔。最后,他极其感叹地说出了一句后来一直被引为经典的话:“弱国无外交啊!”

1949年1月15日,他病逝于修道院,终于走完了从外交官、外交总长、政府总理到天主教修士、神父的不一般的奇特人生之路。

他,叫陆征祥。

                                                                                                  文:lao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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